1980年12月，沈醉带着女儿沈美娟从北京南下，经深圳进入香港。
1981年沈醉与前妻(左二)、两位女儿等家人
他此行的名义是探亲，31年前，他的妻子粟燕萍和几个孩子被毛人凤送往香港，此后音讯断绝。
沈醉在功德林改造十年，1960年获特赦，后来做了全国政协委员，到香港去见前妻和子女，是他多年的心愿。
但沈醉的身份决定了他这次行程无法低调。
他曾是军统局少将处长，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，与徐远举、周养浩并称“军统三剑客”。
更关键的是，1961年小说《红岩》出版后，书中的特务头子“严醉”被普遍认为是以他为原型。
在小说里，严醉建议对江姐使用竹签钉手指的酷刑。
到了1980年，《红岩》已经印行了数百万册，改编的电影和歌剧反复上演，竹签钉手指的画面深深印在几代读者的记忆里。
沈醉一到香港，香港报纸就做了报道。有媒体直接把他和“严醉”并列，称他是“小说里的恶人”走进了现实。
在这种氛围下，他见了许多旧友故交。其中有一位早年在军统系统共事的老朋友，带着孙女来探望。
小女孩十来岁，读过《红岩》，进门后盯着沈醉看了半天，等到大人们谈话间隙，她鼓起勇气走到沈醉面前，问到：你为何用竹签刺江姐十指？
现场气氛瞬间安静了下来。
沈醉告诉女孩，他并没有亲手拿竹签刺过江姐的手指。
当年审讯江竹筠的主审是徐远举，他只是碰巧去到审讯现场。徐远举急于从她口中挖出重庆地下党组织的人员名单与联络信息，连续动用多种刑具审问，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口供。
徐远举因此情绪失控，打算当众扒掉江竹筠的衣服，想用羞辱的方式逼迫她屈服。江竹筠当场厉声反驳，指出对方也是母亲所生，用这种手段羞辱女性，本质上是在羞辱自己的亲人。
在场特务都被这番话震慑，徐远举一时进退两难。
沈醉在一旁，悄悄碰了碰徐远举，劝他换别的办法逼供，不要采用当众羞辱的方式。徐远举放弃了刚才的想法，转而下令使用竹制刑具对江竹筠用刑。
“竹签钉手指”这个情节，出自《红岩》的文学创作。小说的作者罗广斌当年在重庆白公馆采访过沈醉本人，了解审讯江竹筠的经过。
但罗广斌和他的合作者在写作时，对历史细节做了艺术加工。
他们当时是共青团干部，不是历史研究者，讲革命故事时倾向于选择更具冲击力的表达方式。“夹竹筷子”听起来平淡，“竹签钉手指”则直观、惨烈，更容易让读者记住。
歌剧《江姐》第六场中，特务头子沈养斋下令“把她的十个手指，给我一根一根地钉上竹签”，直接把文学虚构推向了极致。
但沈醉和这件事的关系，并非完全清白。
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的作者黄济人采访过《红岩》作者罗广斌，罗广斌告诉他，沈醉在接受采访时，“宁肯把自己建议将十根竹签打进江竹筠手指的暴行告诉对方，也不愿披露徐远举下令当场扒掉衣裤的细节”。
这个说法指向一个不同的侧重点：沈醉承认自己建议了竹签，但他选择用这个建议来掩盖审讯中另一个更难以启齿的环节：徐远举曾试图当众羞辱江竹筠，扒掉她的衣裤。
沈醉自己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件事，但表述方式不同。他写的是江竹筠的怒斥让徐远举很尴尬，他碰了碰徐远举，提醒“你不会用别的办法”。
这个“别的办法”具体指什么，沈醉没有在回忆录中展开。黄济人的记载补上了这个空白：沈醉用一个更“技术性”的酷刑建议，转移了徐远举对江竹筠的羞辱企图。
所以，小女孩提出的问题，相当于是沈醉面对一个被文学放大、又被历史细节复杂化了的指控。
但他确实在审讯现场，确实向徐远举提出了用竹签的建议，尽管真实使用的刑具是竹筷子而非竹签，尽管那个建议可能带有阻止更恶劣行为发生的意图。
沈醉在香港待了二十多天，他见到了前妻粟燕萍，粟燕萍已经改嫁，两人见面时她神色不安。沈醉对她说，以后就当亲戚走动，他在家排行老三，叫她管自己叫三哥就行。
临走前，有亲朋故旧劝他留在香港，他没有答应，回了北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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